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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木村（Kimura）一家刚从东京搬到这里的时候，家里上初中的女儿十分想念她的老朋友。高一念了一半，她就辍学了。14至19岁期间，她基本不出家门，曾经有整整一年几乎没离开过自己的房间，而且只跟父母打交道。

　　现年33岁的木村女士说，她曾是个“隐蔽青年”（hikikomori）。“隐蔽青年症候群”指的是一种社交退缩症，这种病症可能会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，患者终年不出家门。“隐蔽青年”则用来指代罹患此病的群体。

　　这一令人迷惑不解的病症经常被视为一种日本社会现象。据学者调查推测，日本约有50万至200万人深受其害。而在已发表的报告中，对于美国、香港、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相关案例也有描述。

　　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“隐蔽青年”成为日本人人皆知的一个词汇。许多专家将其视为制约日本发展的一大社会与心理健康问题。然而，我们对其产生的原 因、治疗方法，甚至这是否应该被归为一种心理疾病，都知之甚少。尽管日本政府已投入大量资金帮助“隐蔽青年”，但治愈率依然很低。

　　“隐蔽青年症候群”充分证明了心理疾病的界定难度，也质疑了社会在问题行为上的作用，包括社会对问题行为的影响和容忍，甚至包括问题行为是否由社会引发。福冈的研究人员已发起一项国际合作项目，试图解开这些疑问。

　　近年来，揭开“隐蔽青年症候群”谜题已变得愈加迫切。“隐蔽青年”多为20岁至30岁的男性。本该在工作的他们如今反而基本倚靠父母供养。政府官员们担心，一旦他们的父母退休或离世，将无人为“隐蔽青年”负责。

　　援助中心名叫“Yokayoka”，当地方言的意思是“没事儿，别担心”。这家援助中心只有一个单间，与一所青年就业机构相连。援助中心的主要工作 任务是接听“隐蔽青年”的电话，但来电的更多是忧心忡忡的父母。他们也为“隐蔽青年”及其父母成立了互助小组。但工作人员称，仅有少数“隐蔽青年”会来， 而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成功治愈。

　　加藤贵裕（Takahiro Kato）是福冈九州大学神经精神学科的一名教授。他正与援助中心合作，用更严谨系统的方法对“隐蔽青年症候群”进行研究。加藤博士及其所属的一支包括日 本和国际专家在内的合作团队，正试图为“隐蔽青年症候群”下一个更为明确的定义。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神经病学教授张艾伦（Alan Teo）也是团队成员之一。该合作团队还希望了解这种病症的社会和生理因素，并改善治疗方法。

　　现年40岁的精神病学家加藤博士称，那些自认“隐蔽青年”的群体表现出的症状各有不同，包括抑郁症、自闭症和强迫倾向，少数人上网成瘾。

　　31岁的Yossy近期曾到援助中心来参加过互动小组。他表示，自己曾是一名语言障碍矫正实习医师，因老板骚扰而辞职，之后他有半年一直待在父母家。从那以后，他偶尔也去会见朋友，或者在图书馆做义工。但四年过去了，他仍然没有一份全职工作。

　　日本专家们认为，“隐蔽青年症候群”似乎有别于其他精神疾病。一项针对4134名日本居民的调查显示，仅有约一半的“隐蔽青年”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 《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》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，俗称DSM-5）的诊断标准，会被诊断为精神障碍。调查结果发布在2010年的《神经病学研究》杂志上。但针对“隐蔽青年症候群”的 大规模调查数据仍然很有限。

　　日本专家指出，严厉的家庭教育和成功压力是“隐蔽青年症候群”的诱因。“隐蔽青年”经常与父母同住，而他们的父母在敦促孩子上学或离家方面却表现得心慈手软。他们常把食物端到孩子的房门口。

　　目前来看，为“隐蔽青年”提供积极的社会互动将有助于恢复他们与外界的联系。负责Yokayoka援助中心运作的非营利性机构主席浅海美智子 （Michiko Asami）笑容满面地欢迎每一位“隐蔽青年”的到来，她试图发起一次无偏见的对话。有时，“隐蔽青年们”会在小组交谈时静静地坐着，亦或根本不看她。渐 渐的，一些人开始参与进来。